王克明，陕北老知青，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研究。任均次子。
原题
二姐任锐的一生：
发孙炳文未竟之志
口述：任均
撰写：王克明
我没有兄，没有弟，也没有妹妹。我只有姐姐——五个姐姐。父亲也曾想要儿子，但是他的观念使他没有过分看重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前清举人，也是一个清末革命党人，又是一个民国老同盟会员，还是一个新中国的民主人士。他接受了进步观念，一生奔波，所以，没有儿子这件事，并没有使他像过去的人们那样惶惶不可终日。他当年给我二姐的诗中，有“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句，便是说他任人指点他没有儿子，只对女儿寄予希望。虽然都是女孩儿，但父亲让我们六姐妹都读了书。父亲很看重这点，读了书，女儿们的思想就可能不狭隘、不守旧、不落后了，就可能追求进步和自由了。父亲一定是想给女儿们一个清清楚楚的头脑，而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一生。父亲虽然思想很新，但女儿们读了书后，所受新的时代风气影响之大，还是让他始料未及。大姐和二姐，小时候都曾经有媒妁之言，父母给她们订过婚。然而，她们后来都逃婚离开了新蔡县老家。父亲虽然无奈，但并不认死理儿，不死守老规矩，就供她们在开封、北京等地继续上学。二姐任纬坤（1892-1949）读过河南女子师范学堂、辛亥女侠刘青霞办的华英女子学校，1910年进入了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二姐参加了京津同盟会，往来京津之间，负责运输炸弹，还参加了攻击天津督署衙门、刺杀警察署长等行动。1912年民国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二姐就退出了，回学校去读书。但女师校长关鼎昌昏庸保守，认为学生参加辛亥革命是丧失妇女道德。二姐觉得学校没有进步环境，便联合同学胡念祖等，联名向教育部控告校长。教育部却说“学生嚣张之风不可长”，把二姐任纬坤等七个同学都开除了。当时舆论大哗，各报愤慨，报道女师校长之恶，把他给轰下了台。学校恢复二姐学籍，一些先生也愿意资助学费，但二姐谢绝了。这样她就没再回女师，住在了一起被开除的同学胡念祖家里，给《民国报》妇女版当编辑。1913年，二姐结婚了。结婚后她叫过孙纬坤。因为她嫁的人姓孙，叫孙炳文（1885-1927），字浚明。二姐和孙炳文结合，是在北京，由一位叫邵吉奄的先生做介绍人，征得父亲同意后结婚的。那时孙炳文28岁。刘心武的祖父刘云门先生是他们俩的证婚人。辛亥革命时，他们俩就都加入了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武昌军兴，孙炳文被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都出自他手。民国后，同盟会办了张《民国报》，孙炳文是总编辑，编辑记者里有梁漱溟等人，我二姐参加编辑《民国报》专设的《妇女专刊》。大家志向一致，共同进退。二姐和孙炳文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因志同道合而情投意合，自由恋爱。当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捕杀革命党人。二姐他们从北京回到孙炳文家乡四川南溪县。孙炳文在南溪办过贫民夜课学校，也在成都、遂宁教过书。最初，刚回四川时，他曾在南部县第三师范当老师。1913年9月28日我大姐任馥坤给母亲的信里，曾谈到孙炳文当老师的事：“日前黄君来示，称渠同乡邓君系浚明之同事也，前由川来京，云二妹等均好。并云浚明曾托渠至此代为问候儿等。据黄君云，浚明确在四川北南部县第三师范任教育事。”1914年孙炳文在遂宁教书期间，我父亲前去相聚，住了多半年。那时，孙炳文有诗《和桔湘翁韵》：1916年春，孙炳文在川南见蔡锷，相谈甚洽，留作随军参议。之后，经好友李贞白介绍，与朱德相识，结为金兰之交，到朱德部当参谋。在朱德军队工作一段后，1919年，孙炳文去成都，在四川造币厂当厂长。那段时间，他薪水不错。二姐一次睡觉醒来，看见自己手上戴着一付漂亮的金镯子，很是惊喜。一问，才知道是丈夫给她买的。她熟睡时，孙炳文悄悄地给她戴上了。他们俩感情非常好。孙炳文跟朱德商量好准备去国外学习后，1921年，他和我二姐带着孩子们离开四川，先往河南新蔡老家，看望我父母，住了些日子。再与我父亲同时离家，半路分手。父亲就去陕西了。分手后，我父亲给母亲信中说到：“余从家中带出之钱，除在驻马店为浚明等买车票花去四五十元……”《朱德自述》里回忆到这一时期时，朱老总说：“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二姐他们这次到了北京后，孙炳文在一家叫做《民报》的报馆当了一段时间的主笔。其时有诗云：朱老总谈到跟孙炳文一起出国，说：“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孙炳文和朱德出国前，曾在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安排下，带着宁世（孙泱）在北方旅行，参观鸡鸣山的煤矿等。他俩1922年去欧洲后，二姐带着孩子们住在北京。她进入北大读书，把孩子陆续都送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新学孔德学校。孙炳文在从德国写给他外甥女婿的信中曾提及：“文妻入北大文学系，似本期毕业。宁、济、兰均在孔德校，名子亦拟于暑期入此校幼稚班。”信中，“兰”是孙维世乳名。那段时间，我父亲带我去二姐家住了很长时间，在东华门附近的瓷器库。还有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那儿。孙炳文回国内来时，我和五姐都得称他“浚明兄”。我三姐夫冯友兰到北京时，也住在那儿。父亲在开封、西安做事时，二姐也曾去开封、西安居住。那几年，我和二姐的孩子们一处玩耍，还跟维世一块儿逃学来着。1920年代初。后排站立左起：孙炳文、任载坤、任焕坤。中排坐椅左起：任锐、任馥坤、黄志烜。中排怀抱左起：孙济世、黄连生、黄直生。前排坐地左起：孙泱、孙维世、黄嵩生
在欧洲，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入冬回到北京。夫妻久别重聚，过了几个月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这期间，孙炳文介绍我二姐也加入了中共。1926年春孙炳文去广州黄埔军校任职，我二姐怀有身孕，带孩子们留在北京。她继续在北大求学。不久，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3月18日那天，二姐怀着身孕参加了天安门的爱国集会和请愿游行。游行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下令武力驱散。政府卫队向群众开枪，且用刀棍追打，刘和珍等四十七人死难，李大钊等二百多人受伤。我二姐也被手持铁棍的卫队打倒，受了伤。二姐后来跟我说，那天是一个人力车夫救了她，把她拉走了。车夫边拉着她跑，边笑话她说：“军阀没打倒，倒把自己打倒了。”据说段祺瑞知道打死人后，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鲁迅愤怒地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那之后，孙炳文把二姐和孩子们接到了广州。国共合作和北伐时期，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等，还曾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他还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郭沫若做了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4月6日，孙炳文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令，让他到武汉去，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4月10日，他和我二姐带孩子们，并有秘书张斗南等工作人员随行，离穗赴港。12日的香港《大公报》披露了他去武汉任职的消息。13日，他们同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等人一同登上法国轮船，启程北行上海，准备走水路去武汉。孙炳文带二姐和孩子们坐二等舱，工作人员坐进三等舱。出发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共，但孙炳文和二姐一点儿不知道。然而，跟他们一起登船的褚民谊，是国民党右派，已秘密得知蒋令。16日到上海下船时，褚民谊引导法国巡捕将孙炳文逮捕。二姐后来在延安时，曾对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同事冯韧讲过当年情况。冯韧说，那时，二姐听说孙炳文被关在法租界里，就在上海租了辆轿车，想闯租界，被同志劝住。她又立刻跑去武汉找老友汪精卫，却被陈璧君拦着不让见。二姐说人命关天，闯了进去。汪精卫一听情况，马上给陈璧君的妹夫、认捕孙炳文的褚民谊写信，让他放人。信交我二姐手里，却被陈璧君一把抢去，不让汪精卫管。二姐和汪精卫都很无奈。冯韧说我二姐很厌恶陈璧君，说要不是她，汪精卫可能不会当汉奸。那时，陈群当着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跟杨虎一块儿主持上海“清党委员会”。这些国民党右派很仇视抓来的孙炳文等左派人士，向蒋介石报告，希望枪毙：“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如何处置乞钧示遵行。”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4月20日，孙炳文被腰斩于上海龙华。昨天还是共事的同志，一起北伐革命，思想倾向不同而已，何至于为了实现一党专政，就同室操戈，下此毒手？对此，二姐毫无精神准备，死讯传来，悲愤交加，万箭穿心。她走上街头，见一些电线杆子上挂着人头，都是共产党。 孙炳文遇难二十天后，他们的老友朱德在南昌给我二姐写了一封信：鉴闻浚明凶耗传来，吾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于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
来信交南昌河东会馆十六号
1927年7月，二姐在武汉写下《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那时，她走上街头，慷慨演说，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坚信，任何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十四年后，二姐给孩子写下了那首深沉悲壮、传诵至今的诗篇：当时，中共正遣散武汉负责同志，无暇顾及我二姐母子。她最小的女儿出生才几个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生存艰难。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来，不得已，她把这小女儿送给了我大姐任馥坤。小女儿随了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姓，取名黄粤生。1927年11月下旬，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两个孩子，从武汉动身，回四川南溪安排家事。宁世、济世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安顿在武汉，没带回四川。当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我父亲在给母亲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由南昌来至武昌，访问二女情形。始知渠于上月底率兰外孙女（指孙维世）及名外孙（指孙名世）回川，不知何日始抵南溪。现尚未接到报告。宁外孙（指孙泱）在胡姓家寄住，昨曾往彼处一视。渠言今日过江，约同济孙（指孙济世）来见。刻已至下午两点，尚未来也。”在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给母亲的信里，父亲焦虑道：“宁孙在胡姓家寄居，初尚无外务，颇知用功。近为友人邀出，夜不回寓者，已有三次……二女离鄂已四十余日，仍无信来，忧念之至！”宁世寄住于一位姓胡的人家，后来在第一中学上学；济世在江北日本人办的江汉中学念书。我父母出钱供他们俩。1928年闰二月初四父亲在给我的信里说济世情况：“查江汉中学，虽是日本国立的，却在日租界以外西北角乡间。我头次去找，连问日本警察多人（言语不通，是写出字来问的），均不知道，并多走好多冤枉路。”二姐那时带着维世、名世回南溪去，是想处理她和孙炳文的家务，筹集费用，准备出国学习。孙炳文在四川多年，学校、军队、造币厂都工作过，略有积蓄。他们没有土地，但买了房子。1928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父亲给母亲信中谈到：“吾已另函纬女，令将渠所筹出国费，挪寄四百元至汴，以顾大女之急。想不久必可汇去。”不久，二姐打消了出国念头，把筹集的钱款孝敬父母了。父亲1928年3月21日给母亲信中提及：“纬女来信，言已凑有两千元，拟运至新蔡买地，吾已复函赞成。”二姐回到南溪，当地人士曾开会欢迎，都对孙炳文遇难表示惋惜。但半年后，孙炳文的小嫂嫂和个别劣绅，说她参与了1928年4月的南溪暴动，联系当地驻军想逮捕她。1928年中秋那天，二姐离开了南溪，带孩子们都去了安徽桐城浮山公学。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那之前，我父亲把济世安排到那儿了。孙炳文牺牲后，我二姐回四川那段时间，曾与朱德、孙炳文、章伯钧等一起去欧洲的房师亮，为照顾故人遗孤，给我大姐夫黄志烜写信，说他父亲在浮山办有学校，将设中学，办起来后，让把我二姐留在武汉的两个孩子送去。1928年二月初二日父亲到武昌，下车后直接去看少年宁世，第二天过江去江汉中学看济世。他发现“宁外孙不入学校，专在胡家闲住，又不肯用心自习”，非常忧虑，便开始联系送他们去浮山学习的事。当月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父亲说：“我已函志烜甥，令问房君家私立中学已否成立？如已成者，即将宁、济两孙送往彼处肄业（房君号师亮，与浚甥同学至厚。渠父在桐城某山创一中学校，曾函邀两孙入面）。因该校系在乡间山中设立，无恶空气传染，最宜读书故也。”二姐对放在武汉的两个孩子，也很不放心。父亲1928年3月21日给母亲信中讲道：“顷接纬女来禀，对于宁、济两孙不肯写信，焦急万分。”于是，安排好二姐的两个孩子，使不学坏，成为父亲的要事。1928年四月初三日父亲给母亲信中说：“现济孙在日本学校，种种不宜，即刻要搬出来。宁外孙在武昌学校，我亦极不放心。我拟于最近时间，送他弟兄到安徽桐城上学。桐城房君与浚甥同学至好，在该县浮山中办一中学，曾函招两孙前往肄业。”两天后，四月初五日，父亲又给母亲一信，说：“忽接济孙禀，言已出校（因日本出兵欺压我国太甚，义不可留故也），专等我送他到安徽读书。”那时刚发生过日军入侵山东屠杀六千多中国人的“济南惨案”。济世小小年纪，已热情爱国，坚决离开了日本人办的学校。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当月二十七日他给母亲信说：“我送济孙往桐校，系本月初七由汉口动身，初八日即抵安庆。将济孙安置妥当后，当即就近至上海一游，在群士先生处住七八日。”信里所说“群士先生”，是刘积学，号群士。当时刚卸任北伐军河南宣抚使职务，寓居上海。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那时，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是学校董事长，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室主任，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1929年，当地有人想抢这个学校，指控房轶五安置共党家属。二姐为保全学校，决定带孩子离开浮山。她接到党内同志的信，说“要送大批孤儿至德训练，最好速来沪，勿失良机”，正好房师亮也要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他们夫妇就把我二姐母子们护送到了上海。二姐到上海后，与章伯钧见面，得知“现已停止遣送”。这一下，她带着一堆孩子，生活陷于困境。她几次和党组织接洽，回复都是无力照顾大批儿女，说要是一个孩子的话，还有办法帮助。二姐说那时陈独秀还在负责，最后给她送来50元钱，叫她自己谋生。这使她很伤感，说：“儿女大了，再来革命，钱请带回。”没要那些钱。小儿子名世患了肺病，骨瘦如柴，病情严重。二姐告贷无门，典当一空。流亡欧洲的邓演达，得知二姐母子在上海的情况，来信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才得免冻馁。1930年邓演达回到上海，先去看望了我二姐和孩子们，说起孙炳文，悲咽不已。二姐希望他不要忘记杀害孙炳文的刽子手，他说“一定的”。过后，邓演达总劝二姐：“锐嫂，好好带孩子，不要管政治。”在大家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1932年秋，二姐去北京办“北辰中学”。她任校长，我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多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民主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经济来源不足。学校停办后，二姐回到河南。后来，她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进入天一影片公司学话剧。她则去做地下工作。学完后，二姐带我回到开封。在上海时，二姐遇到了老同学胡念祖。二十多年前，她们在北京女子师范同窗共读，因参加民主革命一起被学校开除，然后二姐曾住在她家。2018年初，胡念祖的儿子和外孙联系到我们，讲了我二姐的一个小皮箱的事情。胡念祖的丈夫是国民党人，曾经参加北伐，三十年代去上海铁路部门工作。他们夫妇与我二姐相知很深，都知道任纬坤是共产党。二姐还曾经动员胡念祖加入中共。二姐离开上海前，把一只小皮箱交给他们夫妇，说里面的东西很重要，请他们帮忙秘密保存。那皮箱里装满的，都是书信、文件和照片。其中有很多朱德和孙炳文去欧洲留学前后、包括在德国时候的通信，多毛笔书写。因为朱德当时妻子陈玉珍是孙炳文的外甥女，所以一段时间朱德在信中称孙炳文为“舅”。皮箱里还有孙炳文遇难后，二姐与党内同志的书信，和那时揭露孙炳文被杀害情况的文件，以及一些早期照片等。抗战开始后，胡念祖一家从上海撤退到武汉，把那个皮箱带到了黄冈老家，藏在了储物的阁楼上。武汉失守后，他们离家，她丈夫在外面做国民党的县长，但箱子还藏在那里。直到1950年，胡念祖带孩子们回到家乡，取出了秘藏十几年的皮箱，觉得世道已定，该把东西还给任纬坤了。但她不知道我二姐已经离世，只知道朱德同志在中央，就把皮箱寄北京朱总司令收，请朱德转交。不久她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回函，说她“寄给朱总司令的信和皮箱都已收到”，传达了朱德对她“多年来不顾困难地保存了这些文件和相片”的谢意，并附汇了当时的人民币二百万元。那些信件、文件，应该记载了朱德和孙炳文投身共产革命的过程，记载了孙炳文遇难期间二姐的抗争过程，虽然现在看不到，但我想，那一定是非常珍贵的。回到开封后，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里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入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我的姐夫。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那块碑，只有一尺三寸高，七寸宽，比现在的一本杂志大不了多少。上面刻着：1935年8月25日，是二姐带我在开封四川义地埋葬孙炳文骨殖的日子。我不知道二姐是怎样找到孙炳文遗骨的。有一种说法是，孙炳文有一个表兄——他姑母的孩子，叫欧阳竟文，当时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孙炳文遇害后，欧阳竟文安排人偷偷给埋葬在了一处叫“十四埔”的地方。从我二姐数年以后能带回遗骨——她确认无疑才会把丈夫带回开封安葬——来看，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二姐曾随孙炳文在四川生活多年，与夫家亲戚多相熟识。而且，应该是有人指引，她才可找到并且辨识夫君遗骸。1935年8月25日，二姐带着我，把孙炳文的骨殖葬在了开封郊外的四川义地。这是后来孙泱寻找父亲墓地时画的位置示意图
开封那个四川义地还在吗？2011年，我的二儿子克明夫妇，在新蔡县文联主席谢石华和开封几位辛亥烈士后代的陪同下，拿着孙泱以前画的坟地位置图去寻找。2014年我的五个孩子又一起去找过。那片地方距开封老城不远，被一些高墙圈成大院。虽然没盖起房子，但地面平平，看不出是坟地了。不过，那里肯定没有过施工，孙炳文一定还埋在那里。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二姐。那时我已经知道二姐夫是被蒋介石杀死的。二姐总悄悄跟我说共产党好，讲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产党实现民主的理想，讲劳动神圣、年轻人应该能吃苦耐劳什么的，还嘱咐我别出去说。我那时知道她是共产党，也知道不能对别人说。那时，我在学校有个姓杨的同桌女生，很信任我，老悄悄跟我说，昨天什么地方又枪毙了共产党、共产党都是好人什么的。一天她红着眼圈小声告诉我，她有个表哥是共产党，昨天也被枪毙了，让我别跟别人说。那时候的政府呀，老杀共产党。二姐在开封安葬了孙炳文的尸骨后，第二年回到新蔡老家，在我父亲办的今是学校做女生辅导，兼小学部主任。抗战开始后，1937年夏秋，二姐在河南组织妇女救护队，带全队加入了郑州各界抗敌后援会。她担任这个后援会慰劳队的队长。我随二姐参加了救护队，在郑州帮助救护从河北前线下来的伤兵。在郑州时，开始二姐带我们全队女孩子住在刘积学家。刘积学也是新蔡县人，做过我父亲的学生，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北伐时，他做过河南宣抚使，后来当过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家院子大，房子多，住得下我们。到12月，二姐把我们安顿到了另一个住处，然后她就北上山西，进入民族革命大学了。1938年2月中旬，朱总司令给她去信，介绍她去了延安。后来我们在郑州，一天外出赶上日本飞机轰炸。回来时一看，住的房子被炸塌了，没地方住了。刘积学听说后，非常着急，派人到处找我们。我知道了，就赶紧去他家。见到了我，他才放下心来。他让我坐下，跟我说了半天话。他感慨地对我说：“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父亲送我到延安时，二姐和她的女儿维世已经在延安了。她们母女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很尊敬她。那之前，二姐是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历史学者叶维丽说，她妈妈白天（曾任新华社国内部编辑）抗战初期在山西时，曾和不同地方到山西去参加抗战的知识青年一起，组成一个“革命家庭”，共十个兄弟姐妹。任锐年长，关爱青年，深受爱戴，是这个革命家庭的妈妈，十个年轻人都管她叫“妈妈同志”。白天同志在这个革命家庭里排行老六，后来导演过《平原游击队》等电影的武兆瑅同志，在革命家庭里是小弟弟。后来二姐到了延安，“妈妈同志”这个称呼也跟到了延安。我和很多人原来都以为，是因为维世在延安马列学院叫“妈妈”，别人才随着开始叫“妈妈同志”的，看来不是这样。这个称呼是源于二姐去延安之前的，在山西那个“革命家庭”时候就有了。董必武赞我二姐的诗句“革命儿童爱不赊，群呼孙母老妈妈”，写的就是这个事情。毛泽东1938年写给任锐的一封短信。任同志：信收到了，请你同维世星期日上午十二时来谈，并吃便饭。敬礼！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一段时间，宁世也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华，有能力，大家都喜欢他们。朱老总在1939年2月17日写给与他和孙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说：“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济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1939年秋，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维世跟我一块儿，流着泪把她送上汽车。第二天维世忽然就去苏联了，我和二姐都不知道。二姐先在壁山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战争孤儿们，后来累病了，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给我的信里说：“我因病已从保育院回到重庆来了。那里工作时间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时，夜间还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二姐信中还说：“兰（维世乳名）走了之后，一切东西你去收拾没有？尤其是那包文件太重要了，希望你替我保存起。我出来的时候，只带一床很薄的棉被，现在不够用，请你设法把那床厚而软的棉被托人带给我。交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陆竟如转我。” 二姐离开了延安，维世又去了苏联，她们娘俩儿的东西都留下了。我那时没想着她们可能还会回延安来，结果把她们的东西都送人了。有人没被子，我就说这儿有，让人家拿走了。二姐写信让我给她带被子去，我拿不出来了。当年冬天二姐回来，仍没被子盖，笑着说我：“傻丫头，你没想想，我还得回来呢，我回来用什么？”二姐在重庆时，曾经把她的薄毛衣等好东西，托帅孟奇帅大姐带到延安给我，说我穿上薄毛衣演出，可以显得苗条。二姐回延安后，是托人告诉我她回来了的。1941年2月的一天，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姐姐回来了，叫你去呢。”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跟院务处借了匹马，背个小红布书包，快马跑去看二姐。那时二姐住在北门外的一个招待所，见了面，特高兴。二姐让我把马拴在他们那儿的马槽，让我住在她那儿，说了一晚上话，第二天才回去。我和二姐在延安时，父亲曾经给我们往延安寄过一次钱，三百元票子，我们俩一块儿给花了。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大家都用淋下的炭灰水洗衣服。木炭的灰，泡在水里，泡出碱来，就可以洗。我们还用它刷牙洗头。父亲寄来钱，我们可高兴了。二姐给我买了肥皂、牙膏，还买了一块布，让我做了一条蓝裤子，穿上美得不得了。二姐先在统战部工作，后来调到边区政府。她参加革命早，资格老，是吃小灶的，但把面粉什么的都接济别人了。她自己一点东西都不留，永远都是给别人。那时一天两顿小米饭、野菜，一点儿油都没有。谁那里要是有一瓶子猪油，大家都过去抢着拌小米饭吃，觉得特别香。一次二姐带我去续范亭家做客，饭桌上的东西，在当时的延安，属于“吃好的”。我在延安很长时间吃不到“好的”，坐在这桌前，一下子吃到嗓子眼儿。那以后，二姐好几次带上我去做客，如在王家坪的滕代远同志家等等，每次，我都能吃到嗓子眼儿，痛痛快快地解回馋。二姐在统战部工作时，住在杨家岭，我常去。一天下午，我从乔儿沟走十几里路到了杨家岭，人家却告诉我二姐已经调到南门外边区政府去了。那时没电话，二姐没法儿通知我她换地方了。我又从杨家岭走十几里路到市场沟去找二姐。我老去二姐那儿，边区政府那院里住的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还有冯韧等几位大姐，也就熟了。尤其是天暖季节，我去时，常遇见她们在院中。那时何莲芝大姐养了只猪，在窑洞里哼哼唧唧进进出出的。她是长征到陕北的老红军，对人特别和气，见到我总是说：“你来玩儿嘛。”每次都是，“你来玩儿嘛。”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八宝山举办孙维世告别仪式时，她也去了，见到我，还是说：“你来玩儿嘛。”她非常怀念我二姐，每次见到二姐的小女儿粤生，总会谈起我二姐，总会难过地落泪。建国后，一次在北京广安门医院看病，忽然一个老太太叫我：“仍浚！”我一听，这是叫我的名字“任均”，是陕北口音。我不知道她是谁，问：“您是……？”她说：“你是仍浚。鄂（我，陕北音）是刘子丹婆姨。鄂认识你，你不认识鄂。在延安，你去看你二姐，鄂常看见你。鄂认识你。”我想起来，二姐当年指着一间窑洞给我说过，那里住的，是刘志丹的夫人。我和刘志丹婆姨在广安门医院聊了半天，她又跟着我到了我们家。那时我家在广安门内的一个四合院里。可那会儿我不懂得留人吃饭，聊了一会儿，就送她走了。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她的心情很不平静。国家动荡，战事不宁，自己在颠沛中，拉扯大几个孩子，又舍家抛子，投身革命。身为母亲，哪能不时时挂牵骨肉？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心绪起伏，写下一首诗：二姐再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那年，有一次我去找二姐，准备晚上一起看演出，碰上柯仲平同志去看我二姐。柯仲平是诗人，那时在陕北搞民众剧团，发展秦腔，还当过我们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我们一起吃完饭后，二姐不想去看戏了。柯仲平却还想去。他为人热情，说：“我和鲁妹一道去哦。”二姐管我叫“六妹”，他便也叫我“六妹”，但他是南方口音，把“六妹”说成“鲁妹”。路上，他跟我提起，二姐了不起，他很佩服。他说，前些天梁漱溟到延安时，去看望我二姐，被二姐严厉批评了一通，说他“你对不起炳文，对不起共产党。”民国初年，我二姐和梁漱溟都在报馆里，跟孙炳文一起办《民国报》。他们都加入过京津同盟会，孙炳文对他们很好。大家投身革命，一起奔民主共和。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名字“漱溟”，就是我二姐夫孙炳文那时候给他起的笔名。后来社会变迁巨大，梁漱溟潜心佛学、儒学，搞乡村建设，渐自走向思想独立，孙炳文则与朱德、周恩来一起成为中共重要干部。蒋介石清党时，把孙炳文抓住杀害了。二姐与梁漱溟，已经多年不见。1946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的事情，到延安劝和时，去看望了我二姐。他那次去延安，急着想出和谈成果，就主张让一让，不打仗，受一个政府领导。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使人觉得他是想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地盘。虽然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这样的。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独裁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她随中共军调代表去了北平，在那里终于见到了她焦急牵挂的女儿维世。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兴县胡家沟。第二年，听说二姐和维世曾在柳林的三交搞土改，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后来知道，维世进入了华北联大，二姐在平山县住进了中央医院。1946年维世（左）和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利（左）从苏联回国，冬季与母亲任锐在北平合影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孙泱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那时我的大女儿乔乔才四五个月大，还在吃奶，必须带着。我们就把从延安带出来的保姆唐来春也带上，让她抱着乔乔。唐来春是陕北人，是我在延安生了乔乔以后，住在宝塔山时，组织上给雇的。她从延安开始照顾乔乔，一直跟随我们进了北京。在天津的病房里，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维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脸上苍白没有血色，也没有皱纹，看上去竟年轻。维世轻轻叫妈妈：“妈妈，三姨和六姨来了。”二姐睁眼看见我们，但已病重说不出话。她拉住我三姐的手，看了半天。二姐两年前到北京时，曾去过三姐家，告诉三姐可以全家坐飞机去延安，但那时候冯友兰在美国。维世说，妈妈前几天还问三姨、三姨夫和他们每个孩子的情况呢。二姐又拉住我的手，攥紧了，盯着我看，看了许久。我看见一行泪水，从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愿离开妹妹们，舍不得我这个小妹妹。看着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她在等我们。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还从延安南门外走好几里路，到北门外党校来看我，怎么会忽然就没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二姐一辈子历尽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爱她的家啊！她爱父母，爱姐妹，爱丈夫，爱孩子。1939年时，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六妹！我经常地回忆着离开我们长逝的母亲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艰苦，她的贤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对父亲的多情……父亲有信没有？他老人好吗？我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音。不知是他来的信我没收到？还是我去的信他没收到？想到这个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这一生，女儿对他的孝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姊妹已经离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养他老人的机会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赶快把他老人的情况告诉我……我本来准备给你寄钱去，因为工作中止，又要稍缓时日。鲁艺毕业后，打算怎样？接大姊三姊信没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况否？此子半载不通音讯，念之凄然！”1946年名世牺牲后，组织上担心对二姐打击太大，一直没有告诉她，也不让任何人告诉她。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大姐告诉我时，也叮嘱我别跟二姐说。两年多没有名世音讯，二姐心里可能明白，这孩子回不来了。她在她作的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但她不愿去证实，因此从不跟人打听。现在，胜利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祭拜母亲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孝养老父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姐妹团圆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孩子同享天伦了，她却离去了！她放下能尽情享受的家人之爱，离开这一切，自己去找名世了！看她放心不下的名世去了！组织上把我和三姐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内部招待所。但是多好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和二姐的感情，不光是亲姐妹的感情，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二姐对我的影响，和我们在革命队伍里产生的更亲近的感情。4月12日，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黄敬，从天津送装殓二姐的灵柩到北京，我们随那列火车回京。4月13日，组织上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安葬了我二姐。那天去了好多领导同志，和一些亲属。维世、我、我丈夫王一达、我三姐和三姐夫冯友兰，都去了。那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又报道：“【本报讯】北平市人民政府于昨（十三）日在香山万安公墓公葬任锐女革命家，参加公祭的有林伯渠、罗迈、刘仁（女）和民主人士章伯钧等六十余人。林伯渠同志主祭。罗迈、刘仁两同志报告任同志的革命生平，章伯钧先生报告其参加革命初期的英勇事迹。按任锐同志于十日在津因病逝世，遗体于十二日由津移平。”林伯渠同志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我二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章伯钧先生早年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去欧洲，是我二姐的老友。那时，重庆那边也有报纸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一直在重庆生活的我大姐、大姐夫，和他们抚养长大的、我二姐的小女儿黄粤生，从报纸上知道我二姐不在了。195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纪念我二姐逝世周年特刊上，发表了她一生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午夜》。二姐会作旧体诗，在延安时是林伯渠组织的“怀安诗社”成员。后来也写新诗。1948年8月，她病重之时，感觉到胜利已经来临，思念亡夫，挂念孩子，夜不能寐，思绪万千，写下了《午夜》这首新体诗。那期《人民日报》周年特刊上，还有维世写的《献给革命的母亲》一文。同时，刊登了董必武老人写的《为纪念任锐同志逝世周年作》这样几首诗：后来，“文革”中，二姐的儿女宁世和维世都被江青他们害死了。“四人帮”和造反派掌权的时期，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革命家、烈士，都成了忌讳话题。我的姐夫孙炳文和姐姐任锐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日本特务孙泱和苏修特务孙维世的父母。况且，他们是那些人急着要打倒的周总理的早年朋友。因此，不光是不能纪念他们，连提都不能提。万安公墓里我二姐的墓碑也被打坏。我的孩子们受家庭影响，对他们的宁世哥（孙泱）、兰姐（孙维世）都怀有真挚情感，在默诵我二姐的“莫将血恨付秋风”诗句时，心中的血恨对象已经是江青那些人了。左起：邓颖超、黄粤生（孙新世）、李湄。前：周秉健。李湄也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收养的烈士的子女，是李少石廖梦醒的女儿
“文革”后，万安公墓修复了我二姐的墓。2008年再次重修。现在，二姐还躺在万安公墓的苍松秀柏之间。平日，那里静静的，几缕阳光从树间洒落在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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